2006年以来，泰国政局持续动荡，“反他信”保守阵营与“挺他信”革新阵营之间冲突不断。从竞选拉票、游行示威、国会角力等合法手段，到军事政变、街头暴动等违宪举措，双方在政治主导权上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2014年5月，军方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了他信派系的英拉政府，废止宪法，接管国家权力。

　　持续了近十年的泰国政治冲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针对前总理他信本人的政治恩怨，也有在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失衡条件下产生的阶层分歧与对立，更有他信所代表的新资本集团崛起后，新旧利益集团对政治主导权的反复争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政治权力结构在新旧利益集团的冲突与妥协下，经历了反复调整和重构，从而逐步推进了从威权体制到多元体制的政治转型。现如今，泰国正在经历新一轮政治权力结构调整，并将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政商关系。

　　一、泰国政商关系的演化过程

　　1.威权时期的“依附式”政商关系

　　20世纪50年代末，军人领袖沙立·他那叻政变夺权，推行“泰式民主”道路，从而在威权体制下实现了军人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全面掌控。对于威权体制，中国社科院房宁教授在《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一书中将之概括为“权利与权力对冲”。一方面，经济社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人民权利，开放资源、扩大自由，刺激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从而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集中权力于政治精英阶层，强化国家政权，依靠政权力量推动国家工业化战略性发展。这就意味着，威权体制完全封闭了商人的政治上升渠道，使得政商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依附式”特征。

　　从社会经济利益结构来看，得益于军人威权政府鼓励私人部门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新兴的商人群体依托银行资本逐步拥有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末，以曼谷为中心的泰国城市经济已逐渐为20多个政商家族所控制，从而促成了以银行资本为核心的曼谷政商集团的形成。但从政治权力结构来看，曼谷政商集团却长期受到军人集团压制，无法超越政治边缘化的局限性，难以拥有与其社会影响力相匹配的政治话语权。

　　2.“半民主”时期的“协商式”政商关系

　　20世纪70年代，泰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重要调整。1973年民主运动推翻军人独裁政府后，军人集团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从而使国家主导权出现真空。于是，各派力量展开了对国家主导权的反复博弈。曼谷政商集团也开始掌握重要话语权。1970年代末，泰国各派力量达成了“半民主”体制的妥协方案。从权力结构来看，“半民主”时期的政商关系呈现“协商式”特征。一方面，军人集团依托王室－保皇派支持，通过政变重掌内阁权柄。但是，随着“泰式民主”体制瓦解，国会立法权不再为军人集团垄断。地方政客依托乡村庇护制网络，通过贿选操纵农村选票，从而有效控制了立法权。另一方面，曼谷政商集团开始掌握重要话语权，不仅通过传统行贿与游说等方式影响军政高官，而且通过献金等方式利用地方政客表达诉求，甚至通过商业组织的官方渠道，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修改。

　　从权力运作来看，由于军人集团把持行政权，因此相较于商人群体依然处在优势地位，但与威权时期相比，军人集团与商人群体已不存在“核心－边缘”的根本性差异。对于军人集团而言，“半民主”时期的商人群体不再是恭顺的“依附者”，而是必须重视的“协商者”。

　　3.多元时期的“对等式”政商关系

　　1992年民主运动后，军人集团被迫放弃国家主导权，从而为1990年代多元体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从权力结构来看，多元时期的政商关系呈现“对等式”特征。地方政客在把持立法权的基础上，接管了军人集团的行政权，从而成为民主化运动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作为1990年代政坛的主角，地方政客并不拥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地位，而是与曼谷政商集团成为对等的“合作者”。

　　选举政治特别是“贿选”政治需要巨额资金支持。1988年泰国“收买”选票的全国总支出达100亿泰铢（约合4亿美元）。1992年民主运动后，“贿选”愈演愈烈。1995年泰国“收买”选票的总支出已增至550亿泰铢（约合22亿美元），1996年更攀升至1000亿泰铢（约合40亿美元）。这就使得“筹资”成为地方政客的普遍要务。于是，除了贪污挪用国家财政经费，接受商人群体政治献金也就成为地方政客的必然选择。随着泰国反腐败机制的日趋完善，地方政客在“筹资”问题上对商人群体的依赖性也在与日俱增。

　　4.他信时期的“一体式”政商关系

　　1998年，新资本集团代表他信·西那瓦组建泰爱泰党，从而掀开了新一轮政商关系调整的序幕。作为有别于曼谷政商集团的商人群体，新资本集团不再满足于藏身幕后，而是要亮相台前。2001年，泰爱泰党赢得大选，并成为泰国首个拥有国会简单多数席位的政党。他信如愿以偿地执掌了内阁权柄。2005年，泰爱泰党再次赢得大选，并席卷了国会四分之三的议席。他信不仅成为泰国首位连任的民选总理，而且成为首位“一党内阁”总理。从权力结构来看，他信执政期间的政商关系呈现“一体式”特征。

　　新资本集团依托雄厚的政治资金和中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村民众的选票支持，经由民主选举的路径掌握了国家主导权。在行政权方面，新资本集团着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强化了他信对公务员和行政官僚的约束力。在立法权方面，新资本集团运用“银弹攻势”吞并中小政党，压制了地方政客的生存空间，提高了泰爱泰党对国会的控制力。与此同时，新资本集团依托行政权和立法权方面的优势地位，逐步压制军人集团、王室－保皇派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话语权。得益于他信派系与日俱增的政治优势，新资本集团不仅能直接表达利益诉求，而且能将诉求转化为国家政策，并有效地加以贯彻落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商之间的传统界限。

　　新资本集团主导的“政商一体”进程，严重损害了各派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益，从而引起普遍不满，作风强硬的他信也被反对派指责为“民选的独裁者”。从2006年起，军人集团、王室－保皇派、城市中产阶级、地方政客等既得利益集团掀起“反他信”运动，旨在遏制新资本集团的强势崛起。从地方政客的国会不信任提案，到城市中产阶级的示威集会和街头暴动，再到军人集团的政变夺权，他信派系在“反他信”阵营的攻势下屡遭重挫。

　　2015年1月，泰国军方主导的临时立法议会表决通过了对前总理英拉的弹劾案，从而使得英拉继兄长他信与姐夫颂猜之后，成为他信家族第三位被判决禁止从政五年的泰国总理。不过，他信派系所代表的新资本集团却并未就此放弃“一体式”的政商关系建构。

　　二、新资本集团推动政商关系演化的动力与手段

　　1.结构性诉求是新资本集团推动权力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

　　对商人群体而言，他们参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建构更有利的商业环境，从而为其发展提供切实保障和有力助推。不过，即使同为商人群体，新资本集团与曼谷政商集团对商业环境的要求也存在明显差异，从而使双方对政治权力地位产生了不同需求。

　　曼谷政商集团主要从事传统产业，因此对商业环境具有明显的保守偏好。威权体制瓦解后，曼谷政商集团之所以参与政争，更多的是基于防御性要求，旨在防范政治权力特别是军人集团和地方政客对既有商业环境的不正当侵害。因此，曼谷政商集团在拥有足以自保的对等话语权之后，就不再提出进一步的权力地位要求。

　　新资本集团主要从事新兴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因此对商业环境存在强烈的革新偏好。1997年金融危机后，泰国城乡二元格局和传统产业结构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不过，无论是地方政客或曼谷政商集团，还是城市中产阶级、军人集团、王室－保皇派，在经济政策方面都相当保守，倾向于拉玛九世国王倡导的“充足经济”保守理念。这就在根本上阻碍了新资本集团的长期发展，从而促使其产生在“一体式”政商关系基础上推动改革的强烈利益诉求。

　　他信派系掌控政治主导权后，推行“他信经济”革新理念。一方面对内改革，瓦解农村自然经济体系，拓展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际竞争力。如果“他信经济”政策在革新体制下得到贯彻落实，将在中长期形成有利于新资本集团发展的商业环境，否则，新资本集团很可能再次面临1990年代保守体制下的发展困境。这就使其在巩固“政商一体”格局以进一步推动改革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迫切和坚决。

　　2.构建“资金”与“选票”组合是新资本集团胜出的有效手段

　　政治运作从来都离不开资金支持。这在泰国的“庇护制”政治文化环境下，表现得更为直接。相较于保守的曼谷政商集团，新资本集团对政治资金的运作更具有策略性和进攻性。新资本集团一方面沿袭曼谷政商集团的传统路径，通过贿赂军政高官和收买地方政客方式保持政治话语权；另一方面顺应民主化发展，开始将大量资金用于农民群体的动员和组织，建构民选体制下“资金”与“选票”的政治资源互补，从而为争夺政治主导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泰国的农民群体在选民中占到近七成的压倒性优势，长期以来却在政治上始终保持沉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渠道，从而形同散沙，难以凝聚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这一情况，随着新资本集团的强势介入，开始逐渐改变。通过大量资金投入，他信派系在全国尤其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构建了为数众多的基层组织网络，从而为农民群体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提供了有效渠道。据统计，2005年众议院选举前，他信派系的泰爱泰党已拥有实名制党员907万人，是位居第二的民主党的近三倍。

　　与此同时，新资本集团提出“他信经济”革新理念，也有效契合了农民群体对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产能力、突破城乡二元格局的迫切要求，从而为新资本集团与农民群体的政治联合奠定了坚实的共识基础。英拉执政时期，曾推出“大米保护价收购”政策，结果导致高达8770亿泰铢（约合1756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成为“反他信”阵营掀起反英拉政治运动的重要导火索，并成为英拉被禁止五年从政的直接原因，但却为他信派系赢得了北部和东北部中下层农民选民的坚定支持。

　　随着新资本集团“资金”与农民群体“选票”之间政治联合的形成，他信派系在民主选举体制下，拥有了决定性政争工具。2006年军事政变后，他信流亡海外，泰爱泰党被迫解散；但在2007年，他信派系领导“人民力量党”赢得大选，“他信代言人”沙玛·顺通卫与“他信妹夫”颂猜·翁沙瓦相继出任总理；2011年，他信派系领导“为泰党”赢得大选，“他信幺妹”英拉·西那瓦出任总理。从目前来看，泰国各派力量普遍认为，他信派系很有可能在2016年大选中再次胜出。

　　三、泰国政商关系的演化前景

　　从短期来看，由于“反他信”与“挺他信”冲突双方缺乏有效互制，泰国政局还将持续动荡，从而使政商关系难以形成稳定形态。一方面，他信派系得到中下层民众支持，因此在民主选举深入民心的情况下，“反他信”阵营除非罔顾民意，强制性恢复威权时期的国会议员任命制度，否则很难遏制他信派系通过大选重新掌权。

　　另一方面，他信派系缺乏抵御军事政变威胁的有效手段，因此在选举掌权后很难进一步巩固“政商一体”权力结构。2011年英拉政府上台后，曾试图通过修宪方式强化执政党权柄，压制军人集团等各派力量，结果引发2013年的反英拉政治运动，并最终导致2014年的军事政变。

　　从中长期来看，泰国政商关系发展趋势将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反他信”阵营的衰落速度。作为军人集团政变的合法性来源，拉玛九世的国王权威具有鲜明的个人印记，难以通过王位继承延续，因此随着王位更替，王室－保皇派将很难保持既有的政治影响力，无法再像以往那样通过国王权威为军人集团提供合法性授权。这将在根本上弱化保守派的政治博弈手段，从而为新资本集团巩固“一体式”政商关系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是“反他信”阵营的改革步伐。2014年军方通过政变掌权后，巴育政府提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十一项改革纲领，尤其在经济方面更是以中泰战略合作为依托，有力推动了从存量改革到增量改革的重要转变。如果巴育政府改革取得预期成效，不仅将有利于切实缓解城乡、贫富、地区差距，而且将有效改善新资本集团的商业发展环境，从而使后者失去构建“政商一体”权力结构的迫切利益诉求。

　　改革越成功，中下层民众转化为城市中产阶级比例越高，“政商一体”的权力独占结构面临的社会压力也就越大，新资本集团也就越可能放弃“一体化”政商关系，转而通过“对等式”或“协商式”关系维护其利益诉求。反之，如果巴育政府的改革纲领受到“反他信”保守阵营掣肘，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新资本集团主导的“政商一体”关系就很有可能在推动改革的普遍民意支持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从而为他信派系再次独揽大权铺平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专题编辑：郑景昕、李旭，工作邮箱：sunne_li@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