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莫迪2015年5月访华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实际上,中印间的每次高层互动,包括2013年度的总理互访及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印,都会引发高度关注。与中印两国普遍以积极视角审视两国高层互动不同,西方仍有部分媒体与分析人士从“零和”的传统思维模式定位中印关系。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印关系对于彼此的重要性得到两国各界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印关系存在短板。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邻国,中印如何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历史性机遇与现实性挑战,将对双边关系的未来互动产生深远影响。
多层次对话推进中印共识
中印两国对其双边关系超越双边范围而具全球和战略意义达成共识,并对双方在未来亚洲乃至全球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较为自信。从2005年中印联合声明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印关系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起,中印双边关系上升至全球和战略意义始终是中印双边关系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另外,该声明明确指出,中印关系将在21世纪的亚洲乃至全球发挥决定性作用。由此看出,中印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认知形成了共识,对双边关系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明确判断。共识与判断的基础,不仅源于两国在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上的共同诉求,源于对营造稳定周边环境以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愿望,还源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禀赋特质所形成的优势互补。
中印彼此将发展与对方的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中国近年来坚定、积极地奉行对印友好政策,从2006年与印度发展长期稳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和战略决策、2010年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动摇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坚定信念、2013年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是彼此的机遇,到2014年的推动中印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是中印共同历史使命,可以说,其中的关键词彰显了中国积极推动对印友好的决心。在中国为发展与印度关系设定基调的同时,印度也多次表示将把同中国的关系作为印度外交的优先方向。应该说,在发展与对方的关系上,中印能够携手共行。
当前,中印双边关系定位更具发展视角,更符合两国彼此对发展的诉求。中印已经建立起多渠道多层面的对话磋商机制,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战略经济对话、中印防务与安全磋商以及涉边题的特别代表会谈等。目前,两国各种对话与磋商机制有序展开,为双边沟通与建立战略互信发挥了积极作用。
印度对华仍“谨慎观望”
然而,在中印双边关系逐步提升并更趋务实、更具操作性的同时,两国关系仍存一些不确定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一是中印边界问题面临诸多现实困难。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两国确定将解决边界问题作为战略目标加以推进,然而公众对边界问题的认知与期望、两国间有限的民间交往和彼此形象构建的负面化倾向、两国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提升带来彼此战略扩展与利益交汇以及地区与国际环境变化对彼此对外战略的影响等,都导致中印边界问题面临现实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印达成的多种信任措施(如1993年协议、1996年协议和2013年协议)对维护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功不可没,但解决边界问题的难度并没有因涉边机制的发展而有所降低。目前,边界问题仍是影响中印政治互信的主要障碍。
二是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呈现政治与经贸分离趋势。尽管印度目前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持谨慎观望甚至怀疑立场,但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参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看出印度对经贸领域的合作持积极立场。然而印度参与亚投行并不意味着印度对中国倡议的疑虑会消除。目前印度在经贸领域的竞争力较弱,但在安全领域因地缘与政治因素而占有比较优势。莫迪政府修补与尼泊尔、孟加拉国和不丹等邻国关系的目的就是重新确立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其外交重心向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甚至蒙古国等国倾斜也有平衡中国之意。莫迪政府准备启动的“季风计划”也被普遍认为是对中国倡议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回应。
三是印度对华政策现微妙调整。尽管中国发展与印度关系的愿望、决心以及奉行对印政策取向都表明中国与印度构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既定战略决策而非权宜之计,然而印度对华政策却出现微调,在原有立场上有所倒退。在双边政治关系上,自2003年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到2008年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印度对华外交始终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在2010年12月的《中印联合公报》中,印度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传统立场表述不再出现,印度外长甚至要求中方尊重“一个印度”。
与此同时,两国民间交往有限,对彼此形象构建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印民间交往水平较低,与其大国形象和人口规模并不匹配。
契合大于竞争的未来基调
中印关系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印度,无疑具有战略意义,但能否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则取决于中印两国能否用一个声音说话。未来决定双边关系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在于两国大战略设计中是否有遏制对方的现实需要和意图,以及两国能否充分发掘并有效利用“发展伙伴关系”的纽带以实现彼此利益诉求。
中印彼此的大战略设计有利益契合,也有利益竞争,但总体上是契合大于竞争。与周边国家构建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目标与追求,而与印度构建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和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是中国对印政策的三重目标。双边层次上,中国没有遏制印度的现实需求和长远谋划,所谓的围堵印度的“珍珠链战略”也是别有用心的臆测;多边层次上,中国高度重视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欢迎印度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欢迎印度加强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联系。目前,中国发展与印度友好关系的意愿表述极为明确,中国也在致力于加大与印度双边贸易和对印投资的力度,试图将印度纳入地区繁荣的区域合作框架,邀请印度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孟中印缅(BCIM)经济走廊,希望借“一带一路”双翼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而印度则全方位融入亚太地区,通过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与文化联系,维护并拓展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与战略空间。为此,印度重塑南亚主导地位,出台“向东看”政策,推进与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机制化建设,积极参加亚太地区的多边对话机制并推动“印太”战略设计。客观地说,印度的周边与大国外交,既有地缘政治考量,也有地缘经济因素,但当下其外交政策核心更侧重经济发展需要。毋庸讳言,印度亚太战略有针对中国的考量,但印度对华政策中的经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战略平衡的作用与决心,而且中国奉行积极对印政策的现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度的对华政策走向。莫迪总理访华演讲时强调,中印不仅梦想相通而且中印未来也相互依存,说明印度能谨慎回应中国的对印政策。
中印关系的核心是如何提升政治互信水平与建设战略互信。中印互信水平较低,其中有历史因素,有现实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发展伙伴关系的定位与推进、多层次对话机制的有效运作,应是两大邻国建立信任的三个重要路径。
未来,中国和印度能否在合作与竞争、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以及双边与地区利益之间巧妙平衡,印度能否认清外部对其摒弃“不结盟”和“战略自主”而专注于实力最大化的蛊惑,将决定中印关系的基调与高度。而中印建设性关系模式下的合作与竞争,将是未来中印关系的常态特征。